ZenVee

酒与歌

我被贵客般地让到了一张既短又矮的板凳上，人未坐定，一杯清澈的水酒已经递到我的面前。

在我的周围是一群皮肤黝黑、穿着杂乱、不修边幅的男女，唯有对面的一位中年女子与众不同——她神色傲然地坐在一把老藤椅上，嘴上叼着根一尺长的烟斗，不时吞云吐雾，再把烟嘴在藤椅上敲打敲打，以除却灰烬，然后抬头用一种和善的眼神望着我，她的一系列动作中，两边耳垂上挂着的银饰发出轻微而清脆的声响。她戴着一顶青灰色的旧布帽，上身红黑搭配的褂子绣着花边，模样与神态宛然一个山寨里的女大王，庄重中透着些许威严。

这酒看着清澈，但并不十分醇香，端起来就有一股酒糟和玉米的混合味道冲将过来。一口下去，浓烈而溷浊的气息从口腔刹那间盈满胸腔直到腹腔。“哦！一拉咻（一口干）——”人群见我一口干尽了他们递来的第一杯酒，出现愉快而兴奋的骚动。“女大王”又给我满上，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立刻举着杯笑盈盈地示意要敬我的酒。这时有人嚷道：“喝个同心酒嘛！”我于是被中年男子拉起身，还没有弄明原委他就一手搂起我的肩膀，把他的脸紧贴着我的脸，另一只手举着酒杯贴上我俩的嘴唇，慢慢倒下，酒一半进了嘴，还有一半则在众人的推搡中泼在身上。杯中酒尽，人群再次发出欢快惬意的笑声。

这是云南省怒江州府六库最热闹繁华的地方——向阳桥头的一个平常的傍晚，是时，我刚刚放下行李迫切地期望在天色暗淡前看一眼已经在脑海里翻滚了许久的怒江。我打开随身的水壶，里面是我从大理带来的“木瓜酒”，酱红色的甜酒倒满了两个塑料杯，杯子便在人群中传递着，人群中洋溢着一片赞美。我则开始和他们聊天，以解开我的疑惑。原来，他们并非闲来无事仅仅在这里喝酒取乐，他们中的几个是常年在这桥头摆摊做小买卖的傈僳人，包括那位“女大王”。他们大都是卖酒的——一种用大峡谷中的传统主食玉米，拌和酒曲发酵后再经蒸馏而得的白酒，怒江人称之为“杵酒”。傍晚时分，相互熟识的傈僳人便围拢在这里，卖酒的人也不吝啬，倒出一杯，让人随意去喝，每人喝了一口便自觉传给下一个，杯就在人群中传递着，直到空了，或许另一个卖家会慷慨地再次满上，然后继续……就在这杯酒传递当中，“女大王”突然从瘦小的胸膛中迸发出一嗓深沉有力的歌声：

      “依——依赛尼在此谷涅——
      霜多忙代付啊，朵——
      ……”
   
在“朵——”低低的长音仍然延续的那一刻，另一个浑厚的男声突然跳跃八度以铿锵的“依——”接续上来，就这样一层层不停被延续与唱和，歌声忽而低沉委婉，忽而高亢豪迈，跌宕起伏并且带着强烈却不恣肆的颤音，令我的心紧紧跟随。不需要弄明白那些唱词，我便依着歌声在心中展开一幅大峡谷的画面——时而在谷底，时而在山颠，那长长的低咏就是近在咫尺的怒江之水绵延不绝，那嘹亮的高音犹如雪山背后太阳喷薄而出……曲式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彷佛一群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垂暮之年向孩子们叙述发生在大峡谷中的古老故事，那些久远的，悲壮的，又是庸常绵延的生活在这丰满的人声中如高山峡谷中的涓涓细流，从容而清澈地流淌，直到汇入蜿蜒起伏的大江，继而发出雷鸣般的咆哮。人群在歌声的激发下情绪越来越激昂，有几位男女已经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随着歌声摆动身体，沉重的跺脚舞步很快成为歌者和谐的伴奏。一位老者显然已经半醉半醒，一边大幅度地摆动，一边硬是要拉我起来和他一起舞蹈，就在我犹豫之间，“女大王”站起身用烟斗狠狠地在老人身上敲了几下，喝叱了一番，然后用生硬的汉语对我说：“他喝醉喽！”醉酒的老人并不生气，踉踉跄跄退了几步，便继续陶醉于自己的歌声和舞蹈。这时，峡谷里天色渐暗，沉下高黎贡山的落日发出最后的余辉，将天空染成鲜艳的红色，闭上眼睛，这峡谷里彷佛流淌的不是滔滔江水，而只有歌声……

这场面一下子让我感受到这个大峡谷的与众不同，美国作曲家费尔迪•格罗菲(Ferde Grofe)那部气势宏大的《大峡谷组曲》在我的心中顿然失色——格罗菲对于大自然极尽所能的描摹和渲染，终究不能超越人类以自己的身体，以千年历史的积淀而演绎出的朴拙之声——人的存在，正是科罗拉多与怒江的本质区别，大自然的雄奇与瑰丽终究只是一个巨大的背景。

这便是我在四年以前第一次走进怒江，大峡谷为我拉开的序幕。

终于夜幕降临，人群在歌声中渐渐散去。我走上向阳桥，这座建于1970年的柔性吊桥和下游不远新建的单孔拱桥相比，显得瘦弱而苍老。站在桥上，只要一有行人走过，整个桥体就会随之颤动甚至摇晃。7月的夜晚，峡谷一扫白天烈日下的躁热，伴随着江上的水汽，显得异常清凉。两岸陡峭的山坡上星星点点的灯光，恍恍惚惚，但这个城市异常狭小，视野的尽头就完全是黑魆魆的一片。唯有隐约的V形山谷中回荡着低沉而有力的涛声。

遥望北方，我脑海中清晰可见唐古拉山南麓吉热格帕峰的脚下，冰雪融化的水滴的相互簇拥着，安静地在野草间团聚，交融成怒江最初的模样。怒江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它的神秘和独特——藏族人称它为“那曲”，意为“黑色的河流”。这条江，夏若洪涛，冬如碧水，站在任何一个点是难以勾勒它宏大旅程的——它在横断山脉中突然一个拐弯，撞击出这个逼窄的峡谷，如刀刻一般，它真的发“怒”了吗？否则什么人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将这条大河冠之以“怒”？在西藏八宿、左贡县向南拐弯的地方海拔都在3000米左右，而抵达我此刻站立的六库时，海拔只有820米，落差达到2000多米。峡谷云南段的300多公里，谷底至两侧的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山脊的垂直高差也在3000米左右……此刻，一个由数字和想象建立起来的峡谷已然呈现在眼前，而傈僳人的酒歌帮我厘清了思绪——我清晰得记得，当我正沉迷于傈僳人的歌舞时，围观的一位东北商人坐到我的身旁，他善意地提醒我：“离他们远一点好，他们出门都带着砍刀，很危险的！”我当时故作惊讶。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从最初所接触的这些傈僳人的眼神中，从他们的酒歌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心灵柔软的质感——当你用自己的灵魂去触摸，你能感觉到它粗糙却柔顺，它怦然跳跃却不恣肆张扬，你甚至能感受到某种舒适的温暖……

迁徙之路

知子罗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村子，当地人仍然习惯叫它“碧江”，它也是众多旅行者传说中的“废城”。

我在江边乡政府所在地匹河一直等到傍晚，才搭上一辆农用车，摇摇晃晃地爬上了这个海拔2000米的地方。同车的有十来个人，都是本村的，车子停下没多久，人便四下散去，宽阔的水泥街道突然空旷得有些令人不安。

知子罗在解放以前就是碧江设置局的所在地，怒江解放以后，怒江州的州府和成立于1954年的碧江县府、以及驻军部队的团部都设在了这里，知子罗一度成为怒江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州府逐步搬迁到现在的六库，知子罗依然是碧江县的县治所在地。如今村中所遗留的建筑，大都建于70年代,而知子罗的村民依然用当年建筑的所属单位来介绍自己的住所——什么“县委大院”、“粮食局”、“武装部”、“新华书店”每一个城市才有的机构都成了“我家”，乍一听还真有点滑稽。

这个曾经辉煌的村落在1979年9月20日到10月6日连续半个多的大雨后改变了命运。当时，碧江遭受了60年来罕见的特大洪灾，山洪和泥石流冲毁了房屋千栋、桥梁百座，电站、农田被毁，还造成23人死亡。县城南北分别出现了多处滑坡，最长的达50米，下陷1米多。之后，经过专业部门的勘测发现：碧江县城内有三组滑坡梯，内部结构复杂，县城处在风化带、地震带和滑坡带上。这个结论直接导致了1986年碧江撤县，将原有辖区分割归属泸水和福贡两县。知子罗于是成了一座“废城”，而附近的一些村民则被安置到“县城”中那些青砖灰瓦，结构牢固的大楼里面。据说，当年搬迁政府给了不少补贴，有些人看重“县城”里坚固结实的房子和方便的交通而趋之若骛；也有些人因为搬迁进去后，土地将有所减少而犹豫不决。知子罗原先是一个怒族村，而搬迁进来的大都是附近村子的傈僳族人，再加上原先在老碧江县工作，因各种原因而定居下来的白族、汉族人，知子罗成为一个多民族混居的村落了。如今的知子罗村，依然保持着30年前碧江县城的格局，原县图书馆是一个3层八角楼，兀立在村口，从空荡荡的楼上可以俯瞰怒江，于是被旅行者命名为“望江楼”——这也是村中唯一未被村民占用的“老建筑”，而村子里其他机关单位，已经完全是当地人的民居了，有少部分已经破损倾斜，甚至毁于火灾。而所有房子的室内，一个火塘居于屋中，原先雪白的四壁已经被烟熏得乌黑。方正的院落内堆满柴草，家禽牲畜游走其间。

我一直对于知子罗这样一个小村子在怒江历史中的突出地位抱有不解：这个位于碧罗雪山半山坡的并不十分平坦，而且还处在一个地质灾害层的小村子，何以承载如此重要的历史使命？我在知子罗的朋友阿周很快为我解开了疑惑。

阿周是知子罗小学的老师，他的爷爷其实是白族人，当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从兰坪翻过碧罗雪山来到的知子罗，后来就定居了下来。阿周说自己的母亲是当地怒族人，“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民族，身份证上写的怒族，是因为考试的时候可以照顾分数。”阿周并且告诉我，从知子罗往东，翻过碧罗雪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澜沧江边的营盘镇了，这条路一直是进出怒江的古道——兰坪的井盐、牲畜、日杂用品由此进入怒江，怒江的生漆、核桃等由此运出。当年州、县政府还在知子罗的时候，公路已经修到了垭口，但是碧江县一撤销，这条路就再无人问津了。

原来在近现代历史上，知子罗位于这样一个交通要塞，而一旦碧江撤县，从永平县瓦窑翻越碧罗雪山抵达州府六库的公路和从六库通往怒江上游贡山的公路相继修通后，知子罗就彻底被边缘化了。而这条交通线，正是古代怒族、傈僳族西迁进入怒江流域的迁徙之路中重要的一条通道。

怒江的人类史就是一部迁徙的传奇。

虽然一般认为怒族是怒江最古老的居民，但在怒族的四个支系——若柔、怒苏、阿怒、阿龙当中，也只有分布在贡山县北部和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的阿怒支系和分布在福贡县上帕镇、鹿马登乡和架科底乡的阿龙支系流传有创世传说。研究和调查表明，这两个支系当中也有一部分是早期迁徙而来，并与当地居民较早融合的。即使是目前生活环境依然封闭和独立的“独龙族”，也是滇藏古道上最早的迁徙民。知子罗所在的匹河乡是一个怒族乡，正是“怒苏”支系的聚居区，这个支系是从古代氐羌部落群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大约从隋唐时期开始，由四川凉山地区和云南丽江地区逐渐西迁到兰坪澜沧江两岸，最后进入怒江。据《福贡文史资料选辑》记载，1958年的时候，生活在匹河乡普洛村的一位怒族老人仍能背出64代的怒族家谱，并称他们是在传到21代时从今天的兰坪县梅洛衣地方搬迁到怒江峡谷的，进入怒江也有43代的历史了。

如今在怒江州超过一半人口的傈僳族更是地地道道的迁徙民族。据史料记载，傈僳族最早漂泊流浪于青藏高原，亦属于古氐羌部落。“栗粟”一名见于史册始于唐代的一部记录当时南诏统治区社会风情、山川地理状况的著作《蛮书》，书中记载：“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今冕宁县）东西散居，皆乌蛮之种族。” 也就是说傈僳族和一部分怒族当是同源的，但根据傈僳族老人的口传，傈僳族大规模迁居怒江流域仅仅三四百年，显然较怒族要晚，史料对于傈僳族大规模西迁怒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明嘉庆至万历年间，吐蕃与丽江木氏土司为争夺对维西、德钦和中甸等地的统治权，而持续进行了80多年的战争，北沦为木氏土司农奴的傈僳族人，因不堪兵丁与劳役之苦，在氏族首领刮木必的率领下，大约在1548年至1549（明嘉靖27至28年）年间，从金沙江过澜沧江，翻阅碧罗雪山抵达原碧江、福贡一带。十九世纪以来，傈僳族还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而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西迁，直到20世纪初，才告一段落，傈僳族的十八个氏族先后进入怒江。

傈僳族稍晚进入怒江，生产力水平高于当地各个民族，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逐渐抢占土地，掠夺当地怒族、独龙族，于是傈僳族很快反客为主成为为怒江各民族中人口最多，并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迁徙民族注定要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这样的民族争斗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怒江解放以前。

怒江人的迁徙史，我在知子罗的一次葬礼上再一次得到感性的认知。

死者是当地的一位傈僳族人，早年参加工作成为邮电系统的线路维护员，很长时间内由他一个人负责从知子罗到碧罗雪山垭口的长途电话线路的维护。和许多傈僳族一样，这位老人也是嗜酒如命。今次虽是因肺结核而亡故，家人和邻居却都异口同声认为是滥饮的缘故。

灵堂设在死者家宽敞的厨房中，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布置。围着死者的遗体坐了一圈人，不时有妇女哀号一阵。屋内另外坐了两圈人，都是来吊唁的亲朋和村子里面帮忙的人，他们就在这灵堂中烤着火闲聊，不久又开始喝酒，只一只碗，如我先前所见的，每人喝了一口便传给下一个，一批人走，一批人来，两圈人始终不散，酒也始终不断。人们会谈论死者生前的生活，却并没有太多的悲伤。

知子罗已经来过多次，村中很多人都认识我了，我也被拉着喝酒。不久，“哦嗬——”一个长音打破了室内的嘈杂，人们皆屏气静听。一群男子围着死者的遗体，手拉着手边唱边跳了起来，仅仅那“哦嗬——”那一声，就足以令人感受到即将开始的灵歌将是多么深沉和浓郁，一队人一边顿足控制着节奏，一边携手前后摇摆，整个队伍也在屋子中左右移动。一位长者起了头，其余的人便齐声相和，歌声一扫室内先前的喧闹和娱乐的气氛，立刻让整个房子显得凝重和哀伤。

我站在他们身后，试图把这歌声录下来，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手被舞蹈中的一个人拉起，于是自然地加入其中，我听不懂，更不会唱，只是跟随他们简单地摇摆和顿足，我闭上眼睛，歌声便进入心扉：我觉得在这样贫瘠的峡谷中，再没有更好的东西来表达他们对于死者的哀思了。

跳了一段之后，歌舞在长长的低音中结束，参与跳舞的人，两两结合喝上一碗同心酒，人们的情绪再次从悲伤和哀悼中苏醒，甚至包含着些许释然与快乐。这样的歌舞每隔半个多小时就会继续一次。这灵堂中的歌舞，当地人称为“跳丧歌”或者“送魂歌”，曲调运用的是傈僳族传统的“摆时”调，而内容就是一部长篇史诗，描绘将死者的亡魂回归祖先居住地的旅程，村中长者告诉我，歌曲从怒江岸边唱起，经过河谷森林，翻越碧罗雪山回到祖先的发祥地。歌曲把经过的地点描述得非常清楚，很多地名如今依然在使用中，并且一路求告山神、树神、水神和各种动物，保佑亡灵顺利回归，因此怒族人也称之为“指路歌”：
      ……
      翻过碧罗雪山往东走一程
      就到澜沧江边
      再从澜沧江顺江北上
      就到达山格拉地方
      你就会看见阿祖阿爷在的地方
      阿祖阿爷会来接你
      记住  别走错了路
      别走迷了路
      ……

在原碧江县、福贡县的傈僳族、怒族乃至白族的支系勒墨人当中，至今都保留有类似的丧葬歌舞，虽然歌词略有不同，但大体内容是一致的，歌曲所演绎的亡灵回归之路，其实正是傈僳族、怒族祖先的迁徙之路。

从灵堂走出来，屋外的院子中燃着几堆篝火，架着一口大铁锅，午夜时分，开始杀猪、杀羊。传统的傈僳族葬礼男性死者要守灵9天，女性也要7天。村里人告诉我，守灵的几天其实都是娱乐时间，没有悲伤。守灵似乎成了狂欢的借口。是啊，一个迁徙民族，如果不能迅速从悲伤中走出，也许早就在这贫瘠艰险的土地上消失了，这便是自然法则在人类文化上深深的烙印。

从知子罗通往澜沧江流域的故道仅仅是迁徙之路的中的一条，在怒江州的境内通往东方的蜿蜒山路有无数条，我试图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些形态各异的文化烙印，于是做了几次徒步旅行，包括沿怒江而上，进入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探访那里的怒族村寨龙普和松塔；由贡山县城翻越高黎贡山进入独龙江，并沿江而下直达中缅边境；由贡山县的白汉洛村出发，翻越碧罗雪山抵达澜沧江畔的茨中村……如今，这些故道已经少有当地人行走，反倒成为徒步旅行者的天堂。

碧江之“废”，似乎成为一个节点，一个迁徙史中的转折点。知子罗，就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下，显得异常突兀。

澄明的欢愉

清晨7点，老姆登教堂的执事约翰敲响了教堂广场上那个用废喷雾器做成的钟，钟声清脆而悠远，伴随着峡谷阴凉的微风，传遍整个村子，余音在峡谷之中久久弥漫……渐渐，朝阳从背后的碧罗雪山喷薄而出，把对面高黎贡山的积雪映成金黄，天空中红色的云雾一扫峡谷的清幽，教堂却在这冷暖的对比间俯视着奔腾不息的怒江，显得格外宁静与平和。

这一天是平安夜。

而教堂的伙房里，义工们早已忙得热火朝天，他们从凌晨四点就开始忙碌了。老姆登是匹河怒族乡中一个较大的村子，今天，全乡的教徒们要齐聚这里，渡过为期三天的圣诞节。

在遍布云南怒江两侧的山坡与河谷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教堂中，老姆登是原碧江县的第一座，它始建于1930年。据村中长者回忆，当时教堂建了三次才成，前两次刚刚建成就被设置局派兵给拆毁了，甚至还把教会的三位负责人也抓了起来，后来在外国传教士的干涉下才放了人，教堂也终于落成。此后，这里一直是碧江县教会的培训基地和圣诞节活动的举办地——圣诞节是怒江基督教徒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当年全县的教徒都会集中到一个教堂过节，而从1930年落成到1957年的20多年间，老姆登教堂先后八次承担了这种荣耀。遗憾的是，旧教堂在1958年的运动中被拆毁了，直到1979年恢复宗教自由，老姆登教堂得以重建，在后来的20多年中，教堂又先后重建三次，从木草房到土砖房，规模不断扩大。1984年的12月圣诞节前夕，一个能够容纳千人的大教堂在峡谷傲然矗立。怒江的基督教堂，基本和民居相似，没有太多的装饰，它实在算不上雄伟，但在怒江峡谷当中却是最大的一个教堂，更是最耀眼的建筑，加上他特殊的历史地位，老姆登教堂逐渐声名远播。

午后，从怒江两岸的崎岖的山路上，成群结队的怒族人背着蔬菜，大米甚至铺盖，女人用背篓背着她们的孩子，像是听从了一个统一的号令，往老姆登的方向前进。居住在河谷公路沿线的人们因为交通便利，也许会成群的挤在一个拖拉机上，“突突突”地向着半山腰的的老姆登爬来，而那些生活在对岸的人们，则要踏着摇摇晃晃的悬索桥，或者把自己挂在一根钢索上飞过冬季清澈碧绿的怒江，再沿着山坡的老路蹒跚而来。那些鲜艳的怒族服饰也定然在午后的阳光下熠熠闪烁，这一刻，假如从天空俯瞰，怒江的绿水，和彩色的人流一定交织成一幅神奇的景观。

当一队人马抵达村口，会有组织者招呼大家排着队，一个接一个从教堂前悬挂着傈僳文“庆祝圣诞”横幅的“生命之门”下走进，而老姆登教堂作为东道主，则会组织十几个教徒在“生命之门”边高唱欢迎曲，并且和来者一一行握手礼。他们神情肃穆，举止庄严，让你不敢相信这是在西南边陲还相对闭塞和贫穷的小村落。

当夜幕降临，在峡谷漆黑的天幕中，被昏暗的光芒勾勒出来的教堂似乎就是浩淼世界的一个天堂。顷刻间，从教堂中传出宏大而富于层次的歌声，层层叠叠冲向云霄，一首接着一首——初到怒江的人，没有不被那些散落在峡谷两岸大大小小教堂中飘扬出来的赞美诗所震撼的，而这平安夜的宏大歌声更是无与伦比。怒江，再一次用声音牢牢地把我俘虏。

平安夜里除了正式的祈祷活动以外，主要就是唱赞美诗，先是集体的合唱，再就是匹河乡9个村，37个教堂分别上台表演，而表演的内容也仅是赞美诗。这样的平安夜似乎太单调了，但当圣诞节在都市已经退化为购物和狂欢的节日时，如此朴素的内容与方式恰与这峡谷自然融合在了起。

此后的两天中，教徒主要是聆听布道和表演赞美诗。第三天的下午还在玉米地里开展文体竞技活动，诸如爬杆，绑腿跑步，蒙眼敲锣等，这些都是原来怒族人新年的娱乐活动——唯有这一点上，让人看到某些文化上的融合。

第四天的上午，在最后一次聚餐结束后，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刻。教会的几位负责人站在“生命之门”的一侧，与所有的信徒一一握手，每个的口中念叨：“花花（平安）——”上千人的告别仪式，嘈杂而有序，人们的脸上一扫宗教原本的肃穆，洋溢着节日的喜悦，很多老人、妇女，还有一些不常出门的男人，在行握手礼的刹那都会显得局促或羞涩，这让我坚信：他们虽然贫穷，但澄明而欢愉。

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上前来与我握手，那些能说些汉语的立即就邀请我去他们的村寨作客，我彷佛是他们久违的一个老朋友，是和他们团聚在一起的一分子。是啊，圣诞节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峡谷里，联络沟通都需要艰难跋涉的人们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团聚，是身体的，更是心灵的——峡谷的生活是单调的，但身体的团聚，可以感受温暖；心灵的团聚，可以抵御寂寞。

两年后，我从繁华的都市逃离，再次于圣诞节前抵达怒江。这次匹河乡的圣诞节是在位于谷底公路旁的子楞河村举行的，这个村只有一个仅容二、三十人的小教堂，人们就在冬季撂荒的稻田里临时搭建了一个露天教堂。这个平安夜，天空不时飘起濛濛细雨，上千人的混声大合唱《哈里路亚》冲破雨雾，在漆黑的峡谷中久久回荡，当赞美诗在峡谷中升起又落下，即便是高山峡谷般跌宕起伏的心绪，亦能被这纯净之声所抚平。

一些人、一些事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被抚平的首先是一百年前怒江人的心——能够抚平这些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的剽悍民族灵魂的，往往只是一些人、一些事。

1944年4月的一天，位于怒江西岸的里吾底村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人们围拢在教堂前的平地上，一首接着一首唱着宁静平和却蕴涵着炽热情感的赞美诗，人群中不时传出阵阵哭泣。通往里吾底的路上，傈僳族和怒族人从几里、几十里外的村落急急赶来，他们步履急切，心情沉重，妇女们眼含着热泪，不时仰望传来哀歌的地方，呼喊着“阿子打——阿子打——”。山路上，还有一位西装革履的西方人，他头戴一顶盔式礼帽，行色匆匆，面色凝重。他便是当时的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在碧江的负责人阿兰•库克（Allyn B.Cooke）牧师，汉文名字叫杨思慧。

“阿子打”便是阿兰•库克牧师的妻子伊丽莎白（Leila R. Cooke），生活在怒江的人们记不住来自遥远国度的人长长的姓名，朴素地用自己的语言称呼他们——牧师叫“阿依打”，意思是尊敬的大哥，而 “阿子打”的则是尊敬的大姐。现在，被他们尊称为“阿子打”的女性，宁静安详地躺在担架上，被人们安放在教堂前的空地中央，悲伤的人群一层一层围绕着她。当阿兰•库克终于抵达教堂，俯身匍匐在妻子面前，整个里吾底刹那间沉浸在一片无法抑制的恸哭之中。

人们哽咽地向牧师讲述他的妻子生命最后时刻的情形：就在前几日，阿子打徒步去江东的南安甲村教堂布道，走到半路上就感觉肚子不舒服。南安甲村在里吾底江对面，须下到江边然后溜索过江，再往山上爬。那一日许是下着雨，路途越发艰难，就在阿子打抬手拿起雨伞的刹那，刚刚做过手术的刀口破裂了，人们急忙将她搀扶回里吾底村，但丈夫阿依打正好外出，阿子打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刀口持续发炎，没几天便离开了人世。

人们抬起阿子打的遗体，缓缓走向教堂上方不远的一棵核桃树下，那里正是阿兰•库克夫妇的菜园，现在却是妻子最终的归宿了。赞美诗伴随着恸哭再次潮水般响起——而阿子打已经无法再听到这些曾经是她亲自教唱的歌曲了，她也不知道丈夫此刻已回到自己身边，正为她做最后的祷告。阿兰•库克神情肃穆却没有流泪，也许在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把生命留在这里的打算，但他的内心定然充满内疚，在妻子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能够陪伴在她的身边，而眼前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妻子，却在20多年里一直陪伴自己在中国，在傈僳人当中，在这偏僻荒蛮的峡谷中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并且成为自己传道事业最为得力的助手。

61年后，2005年的年末，我站在了这位至今仍被傈僳人尊敬和怀念的女性的墓前，其实，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坟墓的痕迹了。我的身旁，清瘦颀长的老人友付夺对我说：“文革的时候，阿子打的墓据说被挖开，头骨被扣在一根木桩上接受批斗，我当时在五七干校，后来听说的……上面一点就是阿依打他们的家，坐北朝南，地面和墙壁全部是木板的，还有天花板。西边房是卧室，中间是客厅，也是他们平时工作的地方，东边是厨房和医药室，客厅通着阳台，下面就是菜园子，四周用木板围成栅栏。”依着老人的描述，我可以想见那曾经的木屋，但如今已灰飞烟灭，原来的地方虽有一栋房子，但模样和格局显然不是当年的了。墓地还是菜园，几根玉米秸秆东倒西歪，核桃树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棵茶树墨绿油亮。

老人少年时代曾跟随阿子打学习傈僳文字和圣经，对于杨思慧夫妇的许多事情仍然记忆犹新，他告诉我：杨思慧夫妇一直保持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烤面包，吃小米，极少吃大米，自己养了20只羊，只为了挤羊奶喝，他们带来很多豆种和果树，至今当地人还称一些豆和果为“传教士的豆”和“传教士的果子”。

阿兰•库克1896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毕业于洛杉矶圣经学院，1919年他作为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1920年在云南大理按立为牧师，1922年开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傈僳族聚居区从事传教事业，先后在木城坡和临沧地区耿马县福音山传教了10多年，之后于1933年和妻子一起来到里吾底村。第二年里吾底落教堂落成了，这座由四根粗壮的栗木支撑起来的高大建筑在着实震撼了傈僳人，它四周均为冲土墙，顶上还覆了杉木板，据说可容纳千人。这里自然成为基督教内地会在碧江传教中心。对于大多数傈僳人来说，杨思慧夫妇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再喝酒赌钱，不再因为从天而降的病灾而杀牲祭鬼，以至于不堪重负，他们开始学习洗脸、洗脚，学习以握手的方式表达问候……尤其是阿子打，用友付夺老人的话说，“她是我们的老师、是卫生员、接生员，还是裁缝……”从并不翔实的史料和口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阿子打应当是一位和蔼可亲、多才多艺的女性。她穿傈僳人服装，多数时间都在教孩子们学习傈僳文字，给病人看病，为妇女接生。阿子打亲手接生的史富相，少年时代也跟阿子打学习，解放后成为国家干部，他回忆道：“阿子打是位和蔼可亲的女牧师，也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好医生，能说一口流利的傈僳话。

每到礼拜天，是阿子打最忙碌的时候，信徒群众因病要药的人特别多。但她从不急躁厌烦，总是耐心地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看病，给药，打针。平时群众患有疾病或妇女生小孩只要喊到她，不论白天黑夜，她都去病人家看病。她对小孩子怀着一片慈母之心，每年都主动召集家长，为他们的小孩种牛痘或打天花预防针。……她还经常举办妇女培训班，传授妇幼卫生常识，包括如何操持家务，如何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内容，使当地的傈僳妇女受益匪浅。”

传教士们都有不凡的音乐修养，每到星期天或者闲暇的时候，阿依打演奏小提琴，阿子打弹奏风琴，另一位叫贾牧师的吹圆号，组成了一个小型乐队，他们既自娱自乐，也给傈僳人带来新鲜和愉悦。事实上杨思慧夫妇在音乐上都有非凡的造诣，杨思慧熟谙乐理，对圣乐尤其精通。当他们还在木城坡教会时，得知有两位擅长傈僳族调子的老妈妈，便主动上门请教，并一一记录。在搜集整理傈僳族歌曲过程中，他们发现傈僳族调子中的句式和《旧约全书》里“箴言录”及“大卫诗”的句式很接近，于是他们就按照傈僳人的对偶句式把赞美诗填进去，并创造了与汉文简谱不同的傈僳简谱。经过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在四十年代编辑出版了傈僳文的混声四部的《颂主歌曲集》，300多首歌曲中，除了杨思慧的创作，还有许多改编自苏格兰民歌、美国民歌和西方圣乐中的经典作品。

和阿子打善于和傈僳人打成一片不同，杨思慧则近乎一个学究，他一向西装革履，严谨有序，这种气质帮助他完成了传教生涯中最具历史价值的事情——他继承前辈初创的事业，在妻子和傈僳族助手摩西等人的协助下，将《新约全书》全部翻译成了傈僳文。

生活在傈僳族和怒族历史上并没有文字，当上世纪初，内地会在云南滇西的总负责人傅能仁牧师开始在傈僳族地区传教的时候就萌发了创制傈僳文字的念头，1912年他与缅甸籍的巴东牧师商讨决定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创制傈僳文，他们各自设计了一套方案，在傈僳人当中进行运用试验，最终于1919年定稿。这套拼音文字，运用原有的26个拉丁字母和14个倒置或翻写的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基础，具有单音节多、易读、易写、易记的特点，很快就为傈僳族人所接受。

这套文字创制成功后，傅能仁和巴东就开始联合试译《约翰福音》，到1939年在杨思慧手上完成，前后历经十七年，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杨思慧夫妇邀请傅能仁牧师来到里吾底一起进行审定。遗憾的是，此后不久，摩西和傅能仁牧师先后去世，都没有能等到它最终出版的那一刻。阿子打在自己的回忆录《傈僳人旺丽和傈僳文圣经》中写道：“我们离开南方福音山，来北方怒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北方傈僳族地区信教人数逐年增加，他们要求我们传授圣经知识，同时还未入教的人也很多，还需要做宣传布道工作。另一个原因是北方傈僳族聚居区能学到真正的傈僳语，因为那里是地球上傈僳族聚居最多的一个地方，没有住着汉族，他们所说的傈僳语中没有夹杂着汉语，这对我们圣经书的翻译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傈僳文《新约全书》和《颂主歌曲集》凝聚杨思慧夫妇共同的心血，而这两本书也是以傈僳文字为载体的巨著，至今仍然被傈僳族人使用。那教堂中的布道和歌曲也正是我在怒江旅行中听到的最纯净和神圣的声音——这文字，这歌声，毫无疑问融为傈僳族民族文化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钟摆上的怒江

“嘭、嘭、嘭”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唤醒，听到阿周在外面喊道：“走啦！已经晚喽！”我听得出来，阿周并没有停下脚步，话音未落已经推开隔壁自己的房门进去收拾东西了。

我看了看表，正是凌晨六点半，整个怒江还沉浸在睡梦之中。前一天晚饭的时候，我听说阿周要下山买猪，兴致一来便决定和他同往。阿周是我在怒江最早相识的朋友，几年来，每次重返怒江都会在行程中安排到知子罗，常常只是为了来看看这位老友。说实话，这位少我几岁的男人，长得还真像个杀猪的，五短身材，黝黑皮肤，浑身鼓胀着坚硬结实的肌肉，说话走路干脆利落，总是洋溢着一股朴素的，用之不竭的热情。阿周为人豪爽，也不乏精明，而给我最为震动的是，他是我在怒江众多熟人中最不认命的一个年轻人。

阿周夫妇都是教师，这样的职业连同他们稳定的收入在当地足以令人羡慕到眼红。但阿周并不因此满足。记得初次与他相识的那天晚上，他邀我到他家里聊天，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盼望着挣更多的钱，盼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象你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说：“所以我要努力，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他的语气坚定，不容任何人怀疑。他的比方显然不恰当，但着实能表达他的思想，而他所说的努力是有所依据的——我认识他的时候正请了一帮人在村头的一片空地上垒围墙，那一年他从村里租下了这块地，打算建一个养殖场，当时万事还在开头，他乐呵呵地说：“我现在很穷，今天请这些兄弟干活的工钱也是欠的，不过我会还的！”

那一次，我按计划在认识他的第二天就离开了知子罗，但阿周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隔了5个月，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养上了三只羊，他说要先试验试验，积累一些经验后再扩大规模。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十多年来阿周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且还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经历。

那是90年代的事情了，知子罗迎来了自碧江撤县以来又一次繁华，这次的繁华是因为开发碧罗雪山的森林资源，大批来自云南、四川等地的伐木工人进驻知子罗，一时间这个沉寂多年的“废城”再一次恢复曾经的熙熙攘攘。街道两侧店铺林立。阿周是个善于抓取机会的人。他从小本做起，直到最后开了一家饭店，一家卡拉OK厅，还买了一部微型面包车做客运生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9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知子罗的喧嚣又在一夜之间沉寂，阿周的饭店和歌厅就此歇业，恰在此时，他的父亲病重，花去了阿周所有的资财。直到最后，阿周的妻子分娩需要做剖腹产手术，阿周再没有现钱了，不得已将心爱的汽车也卖了。阿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兴奋，并没有任何沮丧的情绪，言谈间便把电视节目调到中央七台，收看致富信息。

阿周的确不是杀猪的，可这两天恰恰因为杀猪的事儿忙得不亦乐乎。他在敲醒我之前，刚刚忙碌了一个通宵，杀了三头猪。

所谓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当我第三次见到阿周的时候，他试养的羊并没有成功，但养殖场却产生了不菲的效益——一个电力工程队正架设穿越碧罗雪山高压线，工程队租下阿周的养殖场做材料供应站。施工将持续半年多，阿周便在这桩生意中改变了一直以来的困境。他还把山上工程队伙食中的猪肉生意揽下，隔三岔五杀几头猪送到山上去。这一个通宵，圈里的猪都宰了，他必须赶紧再补上，以备后需。

拖拉机在黑漆漆的峡谷中轰鸣着蹒跚而下，从知子罗到江边的简易公路已经年久失修，加之摸黑行驶，阿周开得很慢，但很稳。阿周卖掉汽车后，买了这台拖拉机，他对驾驶有着浓厚的兴趣，说起拖拉机、汽车的事儿头头是道，修理也是自己动手。他一边紧握方向盘，一边撤着嗓门对我说：“有个汽车多方便啊！”

阿周的梦已然走在了路上，但对于大多是生活在怒江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找寻一个梦想都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2006年的春天，我再次来到怒江，在一个名叫欧鲁底的小山村小住。我在抵达那里的第二天参加了基督教徒的“受洗”仪式——每年申请入教的村民都要经过洗礼才能成为正式的教民，才有资格参加教会的一切活动。这次有23名年龄不一的村民接受洗礼，大多数是年轻人。仪式在村子旁边的山涧中举行，事先已经有人筑起一个水坝，围出一个较深的水塘，每一个新教徒都被几个男子托着，整个身体没入水中，老教徒们则在岸边唱着赞美诗将这一刻铭记。

这天夜里结束了教堂的礼拜，我跟随教堂的执事四富恒来到一户村民家中，这家的老人生病了，他应邀去为病人做祷告。竹楼很宽敞，里外两间的火塘边都已经坐满了人。四富恒坐定，和大家寒暄几句后，人们便拿起歌本开始唱赞美诗。里间的火堂边，席地卧着一位银发老妇人，一直紧闭着双眼，偶尔有人问话才虚弱地吐出几个字。四富恒为她做了一次长长的祷告，最后他走上前去和老人握手，那一刻，平躺在地上的老人将手高高地举在空中，寻找着四富恒的手，当她的手终于被四富恒握住，她微微地摇晃着手，而我感受到了老人内心无限的感激与满足。歌声再次响起，冲出竹楼，冲进峡谷绵延的雨雾中……人的一生如此短暂，当在病中，在痛苦的时刻，乃至面临死亡，总是有这样的歌声陪伴着你，单就心理上便可获得极大满足和喜悦啊。

天主教和基督教从19世纪末开始进入怒江，经过100年的坎坎坷坷的传播之路，终于在傈僳族、怒族人当中扎下了根，尤其是基督教，已经成为怒江大峡谷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当然，并不是所有传教士都像杨思慧夫妇，献身于纯粹的宗教事业，传教士进入怒江初期所发生的数次教案，无不说明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时代都首先需要被尊重和理解。那些历史上有所记载的传教士，如今的傈僳人对他们有惊人客观和感性的评判，即便是杨思慧，里吾底人还是有一个不解的心结：阿子打去世半年后，杨思慧便从重庆娶回第二个妻子——这与傈僳人的传统是不合的，为此里吾底人颇有些酸涩的滋味。

而怒江人最终接受基督教也有深刻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包含了浓重的功利色彩——基督教宣扬的生活方式帮助信众摆脱了酗酒、赌博的生活方式，摆脱了买卖婚姻和杀牲祭祀所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这些都给当时仍处在原始状态的民族以深刻的影响。

只是，100年后的今天，怒江正面临着一场彻底的变革，生活在峡谷里的人们已经隐隐的有所感觉。

祷告结束后，人们并未散去，有的继续唱着圣歌，有的则轻松地作围炉夜话。一群年轻人围过来，这些人憨厚、腼腆，一个劲地给我添茶，渐渐开始用生硬的汉语向我问起许多问题，大都是关于

峡谷生活以外的事情。那个负责教堂财务，他们称作“财经”的小伙子出乎我意料地问我道：“听说下边鹿马登要建电站哦？我们江边的水田要淹没掉了吧。”——欧鲁底虽地处海拔1800米以上的半山腰，但水田都在山下临近江边的坡地上。

我顺着他的话问道：“如果让你们移民，搬到其他地方去，愿意吗？”

几个人都摇头说道：“不愿意啊，前几年有移民到思茅去种咖啡的，很多人不适应，气候不一样，有些人最后还是跑回来了。”

我再追问：“这里条件这么差，种稻谷都要走半天跑到山下，为什么还不愿意走呢？”

他们微笑着，不知怎么作答，最后还是四富恒说：“毕竟在这里生活长了，习惯了。要是真的建起了大电站，或许我们的生活也能改善吧。”

“真的建电站，我们肯定可以有工做，不用跑很远也能挣钱吧，姑娘们也不会往外跑啦——”那个叫“财经”的小伙子乐呵呵的说道。

 众人用笑声对他的话表示的认可，纷纷议论他们村子在高处，也许不用移民，甚至公路改道上移或许会经过欧鲁底，这时他们脸上洋溢出隐隐的企盼和欣喜。

我知道，众人言语中的“姑娘们往外跑”是有所指的，近年来有很多东部农村青年常常到峡谷里面来买媳妇，据说价格已经飚升到1、2万，很多家庭就依靠这样的收入盖新房或让儿子娶上媳妇。这些峡谷中的妇女走出去以后，由于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少有幸福美满的，很多妇女因此被迫回到峡谷中。这样的“婚姻”遍及怒江两岸的村寨，简直又是一次迁徙，一次自发的移民。

和峡谷外面的世界相比，他们的生活变化得太缓慢了，尤其是那些远离公路，赶一次集要花上一天时间的村落，他们太需要某些外在的动因来改变他们静若死水的生活了。怒江干流建坝的事情在峡谷之外已经争论得沸沸扬扬，建与不建的争论其实就是一个保护与开发永恒的矛盾。几次的怒江之行让我我深切地感受到大峡谷的生态极其脆弱，和30年前相比怒江的植被已经完全彻底地改变了。据1946年的记载：“怒江两岸，丛山绵亘，且林木总类繁多。树龄数十年至数百不等，均系原始天然林。”即使到80年代以前，怒江两岸的森林在很多地方可以连亘将江面遮蔽，在江边根本看不到峡谷的V字形状。这样的生态显然需要生息、需要保护。

但是，谁又能够剥夺这里的生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与企望呢？在环境与发展间永恒矛盾中寻找一条出路，找到开发与保护的一个平衡点，以现代科学的水平应该不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如何在现实利益间取舍与平衡吧。那些已经被砍伐殆尽的原始森林，是和怒江人一同生长繁衍起来的，当被一车一车拉出峡谷的时候，却并未给他们带来多少利益，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观，

这样的历史假如轻易被重演将是最可怕的事情。

无论是新形式的买卖婚姻，还是即将面临的水利开发，作为迁徙之民的傈僳族、怒族人已然迈上了新一轮的迁徙之路，白天肃穆的洗礼和夜晚对于现实生活的憧憬都震慑着我心，这便是怒江最真实的一面。

每一次离开怒江的时候，我都会回到向阳桥头。“女大王”一年一年变得苍老，但她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我来，她依然会盛情邀我喝酒，可是我的内心却再没有当初的喜悦和兴奋，我的心中充盈着怒江的风景，充盈着许多面孔，充盈着太多的酒歌和赞美诗。时间如江水不会停滞，在浊了又清，绿了又黄的流转中，怒江却依然在时代的钟摆上摇晃——寻找平衡，企望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