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些问题，几年来在不同的场合被不同的人经常提及，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同行，或者是记者，抑或就是我自己。我零零碎碎地回答了N次，纵然每次的说辞不尽相同，主旨却始终坚定。这些问题的解决，大概是我成为自由摄影师以来变得年轻和快乐的基点。

为什么是摄影？

是的，在成为摄影师之前，我曾是一本杂志的主编；在做杂志主编之前我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和新闻记者；还曾经营过广告公司；所有这一切之前，我是个酒店的厨师。经历完这一番，生命中的10年已然付讫。

不是某一天突然想到“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种问题的，那10年间这个命题经常令我头痛欲裂——我整个90年代的职业经历显然可以为此证明，但每一次的选择都在不远的后来被自我否定。2000年的春节，我跟随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摄影家赴皖南旅行，表面上是跟着去玩玩，而内心里埋藏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念头。其实，早在1989年的春天，我已经用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一台“海鸥DF－1”相机，并且直到1990年我参加工作后还继续学习着摄影。我记得当时酒店宿舍是四个人一间，另外三个人也是厨师，因为工作辛苦所以平时睡得很早。我等他们睡下，用酒店淘汰下来的厚窗帘把门窗蒙上，就在宿舍里面洗印照片——这是一个由鼾声伴奏的暗房。每次都忙活到凌晨两三点，打个盹五点半就爬起来上班，好在酒店厨师每天下午都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所以精神状态依然很好。后来考进广播电台，对新职业充满新鲜与兴奋，而且需要补课的东西又太多，这个兴趣就被尘封了起来，一晃10年。

中学时代，那个略有谢顶的矮个教导主任有一次训话：“每个人啊，都是要表现自己的，但是方式方法不同，那些实在没有本事表现自己的人呢就戴个蛤蟆镜，穿个喇叭裤，裤腿拖到地上，走起路来扫大街，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你们自己想想，你要用什么方式表现自己呢？”老先生批判的是80年代的时髦青年和“奇装异服”，拿到今天已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我记住了他的训导。我现在更愿意换一个词——表达。因为“有思则不能无言”，人人都是有话要说的，需要表达的，“表达”包涵了表现的内涵，还囊括了些许超越自我的东西。“表达”需要凭借语言，每个人所选择的语言显然不同，可以是影像，也可以是文字；可以是为稻粮谋的工作，或者奋斗一生的事业，而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表达自我的语言。

那次旅行后不久，我真的选择了摄影，摄影于是成为我的生活，成为我的语言，是我的窃窃私语或者仅仅是絮絮叨叨，那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是纪实摄影？

毫无疑问，摄影最重要的特征是客观记录性，可是摄影从来都是主观的，这得两说。

摄影是个时间的艺术，它依赖长短不等的曝光时间而成就。摄影的客观记录性只是一个由物理和化学手段造就的时间概念——照相机记录了那一瞬间存在的事物——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谓之“此曾在”。而摄影师的选择、取景、拍摄，乃至后来的制作、呈示，然后进入观者的目光，都只是利用了摄影的这个技术特性而已，撇开技术因素，这个过程完全是意识层面的表现与传达。把技术上的客观记录性简单地移植到意识形态中，显然无知也无聊。这也正是长久以来国内对于“纪实摄影”这一概念争论不休的死结所在吧。

显然，纪实摄影是最全面、最忠实运用摄影特性的一种类型，但摄影的客观记录性从来与意识上的客观真实无关，相反，是意识对于事物的“间离、分化、解构或拼合”——这不是我的创见，只是对罗兰•巴特《明室》一书读后归纳。所以，有人认为用“纪实”二字来定义那些关注社会，关注人，关注大自然的摄影类型是不恰当的，我也觉得用中文的“现实摄影”似乎更准确一些。但“纪实摄影”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了，重要的是我们内心不要混淆，而不必在乎某个符号。

这些问题很枯燥，也不是每一个杰出的摄影师都必须去思考的，但对于我的思维模式和性格来说，无法逾越。我在拍摄、阅读和行走中选择了纪实摄影，通过纪实摄影我可以对摄影的特性有更准确的把握，以实现对摄影语言自由的驾驭。

更重要的是，纪实摄影所涉及的内容也正是我在摄影以外所关注和思考的东西，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是我奔跑的方向——纪实摄影永远是一条奔向真实的大路，是否可以抵达这个终点，不在于摄影本身，而在于照相机后面的那双眼睛——就像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所说的，真，也许可能存在的；假，则纯属人为。

为什么是“自由”？

没有人不喜欢自由，但多数人并不清楚自由是个什么东西。我也是在做了自由摄影师之后才有所领悟的。

那是2002年5月，我结束了摄影专业的学业，并且已经辞去所有的工作，这时，一个机会把我带到了青藏高原，带到了黄河源头。我在高原上生活了将近两个月，并且完成了从黄河源头到长江源头为期19天的徒步旅行——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旅行，收获颇丰，不仅让我领略了被神秘化了的青藏高原，让我看到自己身体与意志的极限，而且，令我有一整块时间在山水中反省自己三十多年的生活，没有他人的干扰，只有皑皑雪山、混黄的河流和满天星斗。

当最后，在午夜时分抵达格尔木的宾馆，我首先花了一个小时把自己完全彻底的清洗一遍，让自己从高原的尘土和紫外线构筑的壳中剥离出来。那一刻，我差不多坚定地相信，“自由摄影师”正是我想要的状态和生活，这种生活和工作的状态也正是我的能力所及。“自由摄影师”是一个职业，但这一次我的选择中，职业的成分很少了，更像是把心存放在某个宁静的地方。

这个听起来很美的职业却并不是多数人的选择，虽然我常常被他人告知对我的职业和生活如何欣赏和羡慕，我每次都会微笑着回答：你也做得到。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进入这种状态其实非常简单，你听着：

“自由的三分之一是舍弃，自由的另三分之一是自我约束，最后剩下的是你的弹跳所及的时空。也就是说，你享有多大的自由取决于你舍弃了多少，又担当了多少，以及你的精神和身体的奔跑能力。”——这一切已经和职业没有任何关系了，只要你愿意，人人都能解放自己。

为什么是胶片？

在我还没有把众多胶片的特性琢磨透的时候，胶片却已经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数码替代胶片已是大势所趋，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字技术定能超越胶片所能达到的极限。数字技术可以轻松模拟出各种胶片的特性，按一个键也许就可以搞定在胶片时代需要一个流程解决的问题。我甚至很阴暗地认为，行业巨头们已然掌握了成熟的技术，只是出于赚取商业利润的考虑才会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推出新品。

但是，胶片是不会死亡的。

摄影本身是依赖技术而存在的一个事物，工业革命以前的技术在中国人的概念中便是手艺，未来对于胶片的运用，会回归到摄影术发展初期的状态，它会成为少数人追求和运用的手艺，况且工艺也产生价值，有价值必有存在的理由，即是合理。未来的状况是，围绕胶片，摄影将在工艺层面获得焕发，并且得以传承。当然，工艺重生将仅仅活跃于艺术领域，而不会有更大的空间。“摄影工作从前是作为一门手工艺存在，现在，大部分工作却被机器替代了，那种无根基的感觉自然会油然而生。”曾经是马格南以及美国新闻周刊摄影记者的拉克•德拉海尔（Luc Delahaye），一个非常出色的战地摄影师，在宣布他不再是一个摄影记者而是一个艺术家的时候给出这个说法。如斯解释，与我心有戚戚焉。

另一方面，很私人的感受，胶片可以让我慢下来。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事情需要每秒8张来截取，相反拿起相机很容易，也很快，可要在照片里面装进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是怎么也快不起来的事情，胶片客观上制约了我在摄影过程中的状态。

还有，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没错，胶片是没落了，但当胶片消失的那一刻，我现在曝光的胶片岂不就立马成为文物？这样的美事，何乐不为？

事实上，摄影在我心中越来越空灵和澄明，摄影工艺价值越来越成为生活的情趣。每次我冲洗胶卷之前，都会先把暗房清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打开音乐，沏杯浓茶，偶或沐浴更衣——是朝圣，亦是享乐。

为什么是“人”？

《生命打着拍子流过身体》——关于现代舞演员的生存状态；

《觉姆》——关于藏族女尼的生活；

《怒姆乃依》——关于怒江大峡谷生民的世俗与宗教生活；

《一机一会》——关于我生命中邂逅的人和事；

 ……

从这些大都还未完成的专题来看，我的选题侧重于文化，但背后其实只有一个主题——“人”。人是我唯一关心的东西。

我之关心人，来源于对人的困惑和逃避。

在旅行和摄影生活开始以前，我是个害羞而固执的男人，喜欢把问题解决在内心，是个走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宁愿用双腿丈量马路而不肯问路的人。我的职业经历虽然复杂，但还算顺利，可是，在这平顺的背后，我无法掩藏对人的困惑和迷惘——人性最本源的东西是什么？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跑到哪里去了？在我周遭不但找不到答案，而且远离与逃避更让我囿困迷局。

因着对历史和文化的兴趣，我开始旅行和摄影，这个选择无形中为我打开了人性之门。在荒蛮偏僻的高原峡谷，我学会了开口问路，学会了跟他人交流，学会了用他们的方式生活，否则我无以为食，无处安身。同时，他们，那些再平凡普通不过的人总是在不经意间感动我，他们的身上流淌着绵延不绝的人性之美，那正是让我的双眼为之凝望的东西。

当我怀揣着被自己和他们改造了的灵魂回到城市，我不得不承认“天下本无人，天下亦无事“。于是，在无人无事中寻人惹事便成为我的兴趣，我耐心寻找着那些人性最根本和美好的东西，那些已经逐渐被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荒废和丢弃的东西，所以，我的影像里面没有阴暗，没有痛不欲生，有的只是朴素的情感和世俗的庸常。

摄影师拍到最后，支撑摄影的定然是摄影以外的东西，而真正的拍摄对象，其实也只是自己。所以，每一个专题都将是我对他人和自己的某些看法的集合，是一次演说，或者仅仅是一个遐想，而所有这些专题最终都将以我的形式发表或出版，这对于我来说就是用铅与火，手写一个句号。

为什么是黑白？

黑白影像的美充满了某种无法言说的冷峻气质，这与当下社会弥漫的浮躁与浓艳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我之钟爱黑白，或许出于潜意识中对现实的某种逃避与观望。

用花花世界来描述当下的中国，显然是不为过的。我因着早些年的职业关系，曾经目睹了中国转型期中各个阶层的生活，褪尽铅华，人性中最基本的也就是那么一点点东西。而且我相信，任何人的灵魂都是一个复合体，善良与邪恶，美与丑共生共存，但因着不同的环境、时间和对象，人性中的某些东西被放纵了，某些东西则被约束着，于是人们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搅和得复杂无比。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性中的优美和良知在这个时代被集体约束和丢弃了，理由只有一个——欲望，不可遏制的欲望。不过，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欲望的膨胀史，只是这一百年的速度似乎超过了前面的两千年。

我像是一个旁观者，一个以影像旁观的人。但不要以为我在追求什么社会责任，我至多是在追求某种文化上的责任。摄影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这个黄金时代“成也传媒，败也传媒”，持续的时间多算一点也就半个世纪，纪实摄影再不能像那个时代，产生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了，好在这已不是我的追求，我沉浸于我的旁观，沉浸于我的表达和陈述。

“色即是空”，黑白影像的冷峻气质正好契合了我内心的逃避与观望。

而我对颗粒和灰阶是有着特殊迷恋的，大抵和中国古代男人迷恋女人的小脚那样，是以之为美的喜乐。如果摄影是我的语言，那么黑白就是我的辞藻，一个既华丽又朴素的辞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