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天，我因为私人的缘故，必须在广州呆一段时间。几年的边地旅行，已经让我很不适应城市生活了，尤其是广州如此繁华和拥挤——每次开车爬上某些高架桥，汽车擦着民居的窗户驶过，紧张的居然是我。也许，拿着相机可以缓解我的这些症状，我想。“有什么可以拍的吗？”我问一位在怒江旅行时邂逅的广州姑娘。她沉吟片刻，然后极其肯定地说道：“有一群人，你一定会感兴趣。”就这样，我结识了一群舞者。

广东现代舞团是中国现代舞艺术的先驱，历经10多年的坚守和成长，已经成为颇具国际影响的舞团了。驻团的10多名演员来自全国各地，基本上是20出头的姑娘小伙儿。

令我惊诧的是，这群长期生活在大都市的年轻人居然那么难以接近——他们不像我曾经拍摄的边地的百姓，即便语言不通，我也能够展开交流，融入到他们的生活——而这群舞者，如此的腼腆，甚至充满戒备。我只能从他们的神情举止中隐约感受到难以掩饰的单纯和深深的迷惘。

我耐心地等待和寻觅。每天几乎和他们同时来到排练厅，也常常在夜幕降临时与他们一起疲惫地离开，我在寻找一切机会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然而，在我最初的观察中，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被舞蹈完全占据，长期的疲劳和不时光顾的伤痛更让他们无暇旁顾。

差不多一个月以后，我才有机会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单独相处，而和我交流最多的是饶饶——和我一样，他爱喝酒，当然，更需要倾诉。

我们俩常常在夜排挡喝着漫长的酒，聊着天。那些时刻，他一反平日的沉默寡言，虽然语速仍然缓慢，但总是滔滔不绝：他聊他的童年，回忆他的母亲每个周末搭4个小时的火车给他送鸡汤，絮叨他与众不同的家庭和由此给他带来的诸多经历，以及他曾经的辉煌和满脑子的创作计划。他告诉我，当年他在西安已经完全有可以将生活稳定下来，可还是为了舞蹈来到广州。“我太热爱舞蹈了，除了跳舞，我什么也不会。”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总是紧接着猛喝一口白酒。

那一阵，他在训练中扭伤了肩。当时每年一度的现代舞周开幕在即，白天他要参加舞团的集体节目排练，中午抽空到附近体育学院去治疗。过了晚上9点，舞团的一些社会培训课结束后，他便会再次出现在排练厅，和搭档开始排练他自己编的节目。他总是拎着一瓶啤酒走进来，木无表情，他还会因为搭档的失误而大发雷霆，那模样和他仍然稚气的脸极不相称。

我知道，他内心郁积了太多的东西，他需要有一些出口，他在寻找事业和生活上的突破，但在现实中没有答案和指引，他因此而焦躁。事实上，在我那段与舞者的交往中，饶饶身上所展现的状态，也几乎是所有人的精神截面。他们年龄相仿，经历简单，经济拮据，有着同样无法割舍的舞蹈，和由此带来的精神与身体的折磨与苦痛。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沉沦。

离开广州，我一直和他们维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络：梦涵在我离开不久便去了德国；晶晶去了荷兰；云娜全身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室中……一年后，饶饶在电话里告诉我，打算离开舞团，暂时去一个偏僻的寺院小住一段，但这个计划终于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实现。他的留学计划也无果而终，最近的联络得知他已人在北京。

其实，他们本来就游离于广州那强烈的“现实主义生活方式”之外，他们外表朴素甚至困顿，但在都市嘈杂中享有专属自己的迷幻空间，犹如那部关于海洋的记录电影《深蓝》（Deep Blue）中那些遨游天空和大海的飞鸟与群鱼，他们的生命舒展地流过自己的身体，并且，“壹哒哒，贰哒哒，叁哒哒……”地打着拍子。而他们又年轻着，彷徨着，并且追求着……我因此常常想起他们，真的。

两年后的某日，我酩酊大醉，在凌晨4点乍醒，满脑子是那些舞者。后来，迷迷糊糊中随手写了几行字，又昏沉沉睡去。直到正午再次醒来，纸上的墨迹早已干透：

他们的存在

给了理想一个理想

给了生命一次生命

2007年12月5日